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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前沿報告與作家的藝術自覺:發現與表達——讀高鴻長篇報告文學《時代答卷》

                文章來源:楊煥亭發表時間:2022-03-18

                  時代答卷內容簡介

                  長篇報告文學《時代答卷》以貼近現實的創作手法,以小說家細膩的筆觸,用一個個真實、生動鮮活的脫貧故事,展現紫陽脫貧攻堅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呈現扶貧工作的艱巨性和復雜性,突出黨和政府扶貧的力量,傳達貧困地區脫貧老百姓的心聲,彰顯基層黨員干部在脫貧事業中的責任意識和擔當精神。作者通過對紫陽一百余名奮戰在脫貧攻堅一線工作中的先進人物進行深度采訪,他們中有自強不息的貧困戶,有帶領大家脫貧致富的脫貧英雄,更多的是多年來堅守在貧困山區第一線的脫貧干部——第一書記,在決戰脫貧攻堅的關鍵時刻,紫陽縣干部群眾克服萬難,高質量打贏脫貧攻堅戰,他們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給黨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滿意的“時代答卷”。通過《時代答卷》這部報告文學,展示我們黨和國家在這場史無前例、舉世無雙的脫貧攻堅戰役中取得的偉大成就,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發揮先鋒模范的作用,確保脫貧摘帽后鄉村經濟振興繁榮穩固發展,致敬脫貧英雄,書寫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的精彩華章。

                 

                  

                  2021年2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時刻,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我們黨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以藝術的形式再現這一舉世矚目的成就,是時代賦予作家神圣的使命和職責。高鴻的長篇報告文學《時代答卷》就是這樣一部站在時代前沿,響應時代召喚,為時代發聲,為人民立傳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作品。作品通過對陜西省安康市紫陽縣脫貧攻堅工程的全景式、多側面的真實展現,熱情謳歌了“中國人民的偉大光榮,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中華民族的偉大光榮”,從而賦予作品以宏大激越的敘事品格。

                  一

                  時代性是報告文學的本質屬性。這不僅因為它是除新聞之外最能與時代旋律息息共振的文體,更因為它檢驗和見證作家的對創作當下性的歷史認知、藝術敏感和審美知覺。

                  把我們黨領導的“消除絕對貧困”偉大壯舉置于中國歷史長河中去審美,是《時代答卷》所占據的思想高度,也體現了高鴻把握重大題材的藝術自覺。

                  這是一種歷史的凝思追遠。習總書記指出:“反貧困始終是古今中外治國安邦的一件大事。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同貧困作斗爭的歷史。”作者正是從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爬梳剔抉地梳理了自古及今為治國安邦而與貧困斗爭的歷史線索。從早期奴隸社會的“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到屈原的“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從孟子“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低水平需求,到盛唐時期“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從被某些學者捧為中國史上最富庶的北宋“人間行路難,踏地出賦租”到明清一降“凋敝、脆弱的鄉村首當其沖,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在作者看來,這些朝代,雖然也有過“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經濟繁榮,然而,它總是與鄉村的貧困,與庶民的痛苦相伴隨,從而形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巨大貧富差別。雖然在中國歷史上,不乏漢代董仲舒諫言“限民名田”、唐朝李贄的《均節賦稅恤百姓疏》、明代王廷相的《慎言御民篇》、清代唐甄的《潛書富民》等改革,作者在歷史地肯定了這些與貧困斗爭的政策在歷史上積極作用的同時,指出:“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以及疾病、戰亂、自然災害等因素的影響,即使在歷史上的‘盛世’,人們也從未遠離貧困。”

                  馬克思說:生產過程“表現為雙重的關系:一方面是自然關系,另一方面是社會關系”。作為一位報告文學作家,高鴻并不滿足于對具體史實的追述,而試圖從理論上追溯貧困歷史積累的根源。作者從兩個層面分析道:“統治者雖然重視農業,但卻并不很重視農業技術的開發。從戰國后期開始,中國進入了鐵器時代,使用鐵制農具,一直到近代,中國……農業生產技術并沒有太大的突破。”而更為根本的是,歷代改革者所依附的政治制度,“目的無非就是為了維護少部分人的階級統治,中國古代老百姓本來就不占有土地。”即便是像“太平天國”、“洋務運動”、“辛亥革命”這些具有啟蒙意義的社會運動,盡管“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響力推動了中國社會變革,但從根本上沒有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前者是生產力層面的分析,后者是生產關系層面的闡釋。這樣,作者就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對立統一的理論高度揭示了中國歷史上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絕對貧困的本質原因。

                  這是一種時代的高瞻哲識。意大利學者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是一面鏡子,從歷史中,我們能夠更好看清世界。”對于歷史的回眸,在于為現實提供參照系。因此,當作家將目光轉向“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就透過歷史煙云,發現“追求民族獨立,實現人民解放,擺脫貧困落后,成為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銘記于心的使命和扛在肩頭的責任。”從而開始了“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反貧困斗爭的最初實踐。”盡管當時我們黨還沒有取得全國政權,然而,在作家價值認知上,“他們不屈于命運,不甘于貧困,竭盡拼勁、韌勁和闖勁標注民族精神的新高度。”據此,作家將消除貧困與社會制度的優勢有機地聯系在一起,得出“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與貧困的斗爭才有了勝利的希望”的結論。無論是共和國初期為群眾貧困潸然淚下的東山縣縣長的谷文昌,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帶領蘭考群眾治窮治沙的焦裕祿;無論是改革開放初期因群眾生活困難而自己“打臉”的山東菏澤地委書記周振興還是“7年時間里,他與當地農民同吃同住,同甘共苦,深刻地體會到中國農民的艱辛和不易”的習近平,“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為了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前赴后繼,殫精竭慮,一心為公,無私奉獻,帶領著中國人民在這塊熱土上,書寫著最新最美的華章。”正所謂“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的進程也從哪里開始”,理論的邏輯起點和進程應當與客觀歷史現實的發展進程一致,思想意識總歸是存在的反映。作者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由衷禮贊“世界上從來沒有哪個政黨,能像中國共產黨這樣把脫貧攻堅作為優先政策目標,集中全黨精銳力量投向脫貧攻堅主戰場。”在我有限的閱讀范圍內,它代表著高鴻文學思維的新高度。“文學作品的美學本質和美學價值以及與之相關的它們的影響是那個普遍的和有連貫性的社會過程的一部分。”(盧卡奇語)

                  這是一種以大觀小的藝術俯瞰。“以大觀小”是中國繪畫的一個重要范疇,如果說,在繪畫領域,它是指整合視覺意象、創造性想象的心理過程或心理現象。那么,在高鴻的報告文學創作實踐中,則表現為“俯瞰九江水,旁瞻萬里壑”的宏闊視野。首先,作者是在全黨“把精準脫貧作為三大攻堅戰之一進行全面部署,錨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聚力攻克深度貧困堡壘,決戰決勝脫貧攻堅”的歷史背景下走進曾經是國家級貧困縣的紫陽的,這種大氛圍,賦予作者以“會當凌絕頂”的意在筆先機遇;其次,作者是在紫陽縣扶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的時刻進入采訪實踐的。這種時間節點使得作者有可能從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個性與共性的統一上去進行一場“求證型”尋覓。從認識論層面講,一是站在全國的視角看紫陽,二是通過對紫陽的典型解剖印證“我們在脫貧攻堅領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的真理性。再次,作者是以一位報告文學作家的身份走進紫陽人民脫貧致富的火熱實踐的,這種非自致角色使得作家總是把藝術的筆觸自覺地伸向生活的質感,伸向在這方土地上奮進拼搏的人,伸向這些人豐富的精神世界。而“人”在任何時候,都是文學作品的核心,是作者寄托其才思的載體。誠如捷克著名報告文學家基希所說:“作家必須從現在的關聯中顯示過去和未來。”

                  由此可見,當高鴻以大篇幅鋪寫序章時,他事實上已經為自己即將開始的敘事進程尋找到了一個發力的支點,視角的制高點。他向祖國和人民的報告因了這個支點而精彩紛呈,因了這個制高點而蕩氣回腸。

                  二

                  作為一位站在時代前沿的作家,不但要在實踐中不斷解決寫什么的題材選擇問題,而且必須對怎樣寫,如何準確地實現對生活的理想審美表達,保持一種高度的藝術自覺。尤其是面對消除絕對貧困這樣關系到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見證我黨執政能力,承載中國精神的歷史壯舉,高鴻的可貴之處不僅在于始終不渝地堅守報告文學的他律性,牢牢把握“以人民為中心”的方向,以宣傳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為價值取向,更在于充分尊重報告文學的自律性,以創新的姿態,不斷探索審美表達的新途徑,構建宏大敘事的新圖譜,尋找反映生活本質的新焦點,從而使得《時代答卷》成為一部書寫“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靈的美”的交響組曲。

                  以散點透視的方法發現生活,是《時代答卷》一個突出的藝術特點。不錯,相對于黨的十九大“把精準脫貧作為三大攻堅戰之一進行全面部署”的龐大系統工程,地處秦巴山區的紫陽縣也許就是一個子系統。然而,正如矛盾的共性往往寓于矛盾的個性之中一樣,它必然蘊含著母系統存在的矛盾關系、矛盾側面和矛盾環節,因此,在某種意義上,紫陽脫貧攻堅乃是中華民族戰勝貧困的現實影像。為了應對這種復雜的挑戰,高鴻選擇以撒點透視的方法走進生活,力求從多個角度去發現事物的特征,從多個側面去破解歷史創造的奧秘,在有限的時空內追尋無限的精神光束。

                  第一個層次是宏觀掃描。作家藝術的目光,掠過“不啻微芒,造矩成陽”的鐘靈毓秀,駐足“漢江由西至東橫貫全境,任河由南向北縱流入漢江,兩條河谷將全縣分割為東南部大巴山區、西南部米倉山區、北部鳳凰山區及其東部的蒿坪河川道”的物華天寶,領略“紫氣東來,陽光普照”的文化氤氳,禮贊它“境內廣泛分布著我國少見的富硒巖層,含硒量高達5.66—32.06ppm”、“以富硒綠色產品為代表的富硒文化,以紫陽蒸貧子、三轉彎宴席、民間小吃為代表的飲食文化,以瓦板巖建材及其雕刻工藝為代表的板石文化,以瓦房店會館群為代表的會館文化”的資源優勢,更感慨它轄區35萬人,貧困發生率達37.91%,建檔立卡貧困戶40329戶133057人,貧困村133個的現狀和紫陽人民不甘貧窮,“敢叫日月換新天的”英雄壯志。當作家輕輕翻開歲月畫卷的時候,就從筆下流出“紫陽人民在各級黨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櫛風沐雨,奮發圖強,在脫貧攻堅的戰線上發生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那是“841”名省市縣扶貧“第一書記”的鏗鏘步伐,是“6126名幫扶責任人結對幫扶40329戶貧困戶”的人文溫暖,是“四名扶貧干部犧牲在工作崗位,一百余名扶貧干部受傷”的前仆后踣,是彪炳史冊的脫貧攻堅戰“紫陽模式”和“紫陽奇跡”,是內生活動力與外部條件彼此互動的動態生機。這種宏觀掃描,不但把紫陽扶貧攻堅置于全黨全國扶貧攻堅的總格局中,在比較效應中突現紫陽脫貧在當代中國的價值,而且為進入深度開掘提供了一把鑰匙。

                  第二個層次是中觀聚焦。扶貧攻堅是一項關系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系統工程,它的每一個側面,每一個環節都同總體格局保持著必然地內在的聯系,而關鍵恰恰在最具體、最繁瑣也最質感的鄉鎮。作為中觀層次,它上連著黨和政府,下牽著百姓的疾苦。既是黨扶貧政策的著陸點,又是守正與創新、主觀與客觀、干部與群眾矛盾的焦點,同時它也是最前沿的時代報告者。對于這樣立體的客觀物象,線性審美顯然是不夠的。據此,作家智慧地選擇了移動聚焦法,從時間與空間的結合上,多視點地處理寫作資源,從容地表現空間跨度比較大的方方面面,濃墨重彩地反映鄉鎮在脫貧攻堅中的中堅地位和價值。伴隨著作家的“步移景換”,讀者追逐著蒿坪鎮黨委書記秦宗道的腳步,去丈量“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是從‘知道’到‘做到’的距離”,去咀嚼“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豐富內涵;讀者的心潮伴隨著以婁芳為代表的漢王鎮一班人的苦樂年華而激蕩,那些“每年休息的時間加起來不到15天”鄉鎮干部“工作常態”,那些“一年四季幾乎都在山上。親人去世,仍然在崗位上”的獻身精神,那些“走遍了全鎮1360戶貧困戶,搬遷近一千戶”的忙碌背影,向我們呈現的是中國最基層干部的時代的精神風采,“群眾心頭樹豐碑”、“用生命擎起好干部旗幟”的詩意震撼躍然紙上。讀了煥古鎮黨委、政府向群眾許下“摘帽不摘責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幫扶,摘帽不摘監管”的莊嚴承諾,會觸摸到中國最基層的領導者那顆與百姓共苦樂的躍動的心率,由此而對習總書記“只有把基層黨組織建設強、把基層政權鞏固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基才能穩固”的深遠歷史意義有了本質的認知。

                  第三個層次是微觀點絢。如果說,報告文學的生命在于它的真實性亦即非虛構性。那么支撐這條生命線的就是來自第一線的典型事實,因了其鮮活性和豐富性,又因了其所處微觀地位與生命主體的貼近性給作家提供了“微觀點絢”的藝術空間。在中國豐富的詞典里,“點絢”這詞被解釋為“點筆揮翰而使絢爛多彩。”“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作家高鴻的審美視野中,“裝點此關山,今朝更好看”的是紫陽35萬群眾,作家的責任就在于將這些輝耀山河的亮點準確地呈現給讀者。“八百壯士鑿天路”的壯舉感天動地。66歲王芳菊老人“給自己準備的賣棺材賣了700元錢,親自送到村干部手中”的行為詮釋了一個時代的情懷;“村民共集資40多萬元,投勞23700個,開挖土石36萬立方”的業績鐫刻著“為有犧牲多壯志”的民族精神。更不用說,“帶著兒子去扶貧”的駐村干部張小紅、帶頭為群眾“賣茶”的蒿坪鎮全興村“第一書記”詹世弟、倒在扶貧征程中的雙橋鎮鎮長陳威強……這些典型群像,就如一顆顆明星,鑲嵌在紫陽這艘駛離貧困,駛向“小康”的航船上空,讓她的每一個角落都鋪滿黨的陽光雨露。“典型和他的許許多多同時代人之間隨時隨地都可以找出一些共同點。”(巴爾扎克語)這也正是《時代答卷》的魅力所在。

                  正是這種多視域的散點透視,給予《時代答卷》以強烈的在場性,敘事體系的完整性和敘事模態的立體性。它以文學的語言向世界發聲:在占人類人口四分之一的國度消除貧困,不僅宣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使命和責任,更延續著中華民族“崇仁愛、重民本、守誠信、講辯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品格。

                  以“扶貧攻堅”為主線,展開板塊式敘事,是《時代答卷》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塞爾維亞著名報告文學理論家T·巴克說:“小說有自己的主要線索,即它的主角們的生活,而報告文學的主要線索是主體本身。”服從于“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的時代主題,《時代答卷》打破了線性敘事的窠臼,以六卷、二十六章的規模,構建起一個縱橫交織、點面結合、彼此觀照的多板塊宏大敘事體系。

                  它是一曲騰焰飛芒的陽光禮贊。習總書記指出:“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形成脫貧攻堅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動。我們廣泛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以及社會各方面力量共同向貧困宣戰,舉國同心,合力攻堅,黨政軍民學勁往一處使,東西南北中擰成一股繩。”這也是高鴻所傾力傾情,傾注筆墨所展示的重點。從中央到省、從市到縣,不同戰線上的“扶貧”隊伍,集結在2204平方公里的土地,不管他們曾經有過多少彼此不同的非自致角色,然而,此時他們擁有一樣的初心和使命,這就是“為人民謀幸福”,把黨的陽光撒向山鄉的每一個角落。在作者筆下,產業扶貧讓曾經孤獨的全興村邁進了小康行列,全村“現有產業基地4處,農業園區2個,帶動近125戶貧困戶脫貧”;健康扶貧,使城關鎮“受益對象達1800戶6000人次”,“建檔立卡貧困戶簽約2811戶8520人。截止2019年11月23日,全鎮建檔立卡貧困戶中,在冊因病致貧戶占比下降到0.4%。”;金融扶貧在窮鄉僻壤創造了投資1.5億,建設“工業標準化廠房”的奇跡,書寫了“全國約15000名建行人獻出愛心”,認領茶園300畝”的“春天童話”;文化扶貧送上作家藝術家一縷縷人文溫暖,陜西省作家協會以“購買扶貧產品金額4.6萬元,消費扶貧人均消費金額為1900元左右”鏗鏘行為,贏得了“位列省級單位駐紫陽扶貧22家參扶單位第三名”的殊榮。這些在紫陽土地上播灑,在紫陽土地上長出的故事,勾勒出“眾人劃槳開大船”的揚帆遠航,彰顯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自信。

                  它是一首“鞠躬盡瘁”的公仆頌歌。活躍在《時代答卷》里的國家公務員,有的居于領導地位,有的只是普通工作人員,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即:時代的答卷人。這使得作家高鴻把審美的目光聚焦在權力關系上。他十分注意通過“出卷人”的評價來認識公仆們的職業精神。當我們從一位鄉村老太太感激淚水中咀嚼其背后所獲得得幸福感時,當我們為駐村干部為了搬遷一位住在半山腰的而不惜十數次上門費口舌時,當作家確切不移地描寫群眾灑淚送別倒在扶貧路上的公仆時,他們獲得就是群眾“滿意”兩個字的評價時。這么多徑流所匯聚的就是歷史的濤聲。這是作家在蒿坪鎮街頭聽到的聲音,它引發我們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權力觀念做穿越歷史塵煙的思考。作為答卷人,他們以崇高信仰,莊嚴的使命感,嚴肅的責任感回答了什么叫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

                  它是一部壯懷激烈的生命史詩。一部《時代答卷》,用了整整一卷的篇幅敘寫把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向貧窮宣戰的普通百姓的故事。字里行間貫注著作家高鴻對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的唯物史觀的理論認知。在作家看來,黨關于扶貧攻堅的一系列方陣政策,省、市大量從外部輸入的支援,說到底只是事物變化的外因,它只有化為紫陽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內生動力,才能真正消除貧苦,改善民生,并由此出發,走上振興之路。正如馬克思所說:“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在奔向小康的金光大道上,走著“出身農村,專注一業,但他眼界寬、格局大,有一顆兼濟天下的心”的農民企業家鄭遠元,他在外拼搏多年,帶著濃濃的桑梓情,回饋故鄉,使故鄉“鐵佛村”全村928戶村民,有一半的的村民買了小汽車,有200多戶分別在高橋鎮開發建房并在鎮安置小區、紫陽縣城和安康市購買新房。”;走著“從一家小賣部做起”,“成為紫陽電商物流以及農產品上行的重要主體”的王思蘭,“近年來,累計投入600多萬元,幫扶紫陽縣毛壩鎮腰莊、干沙、墻院、瓦灘四個貧困村1150個在冊貧困戶4071人的擺脫貧困”;走著“10歲之前沒穿過鞋,14歲之前沒下過山,15歲外出在小煤窯、小鐵礦打工”,靠奮斗走上富裕路,回鄉創業,“投資9000萬元創辦紫陽縣紫誠旅游公司,打造紫陽縣任河漂流旅游項目”陳祿軍。作家在禮贊這些鄉村精英善行義舉的同時,沒有忘記縱向地追溯他們清貧的童年、清苦的青年時代,意在從美學層面揭示“人”生命綻出,就是一個改造客觀世界“和目的”過程,歷史選擇他們,他們也創造歷史;時代讓他們脫穎而出,也給予他們實現價值的機遇和平臺;生活讓他們辛勤地勞作在大地上,也給予他們譜寫生命史詩的“翰墨丹青”。這樣,他們就不是“單個”的存在,而成為紫陽人民命運旋律的詩意象征。他們的文學象征意義遠遠大于他們自身的存在。因此,在高鴻的審美視野中,與其把他們視作為紫陽扶貧攻堅作出貢獻的社會力量,毋寧說他們以自己的生命范式詮釋了人的美學存在的本質力量。正如俄裔美籍納博科夫在《文學講稿》中所說:“藝術的魅力可以存在于故事的骨骼,思想的精髓里……最終要看它能不能兼備詩道的精微和科學的直覺。”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發現和表達從來就是考驗作家駕馭生活功力的重要標識,如果說,敏銳的發現給予了作家開掘生活的智慧,那么,精確的表達則賦予作品以價值和力量。“真實是藝術最貴重的質料,精確是它最好的處理方式。”在高鴻精心構建的敘事體系中,不僅體現著作家對人的生命詩學的追求,更以時間維度的縱向追溯,空間維度的橫向掃描,板塊之間的有機黏連,體現著他強烈的結構意識。

                  三

                  發現與表達的關系,不僅僅體現在審美視角和結構文本的層面,還體現在語境層面。“語言是存在的家”,語境問題,說到底仍然是如何言說亦即如何表達的問題。所有的結構,因為語言而獲得了“實體”存在。讀《時代答卷》,會發現,對于漢語資源的美學調度,使得作品的語言不僅有著惟真是美的信度,緣情綺靡的溫度,更有著緣思邃理的力度。

                  一是靠情景交融動人。例如在“八百壯士鑿天路”一節中,作者以寫意的筆墨,勾勒出竹山村“兩岸山坡陡峭,站在高高的懸崖峭壁上,萬丈深淵,感覺一陣陣眩暈。任河從峽谷底部穿過,像一條細細的線,大山刀劈斧削,令人望而生畏。山民背著沉重的背簍艱難地沿著陡峭的山坡往山走,感覺像爬樓梯一樣”的自然環境,仿佛一幅畫,而血氣方剛的竹山村黨支部書記侯在德就在這樣背景下率領鄉親們踏上尋找出山之路,打通富裕之路的征程。作家的筆,如鏡頭一樣,在搖過了“每天天不亮,村民們就自發地扛著修路工具,打著火把出門了!深更半夜打起火把去修路。從家里到修路工地,村民們要走近四個小時的山路,山壁上蜿蜒十多公里的山路上,到處都是村民們修路的身影”的大景之后,將工筆重彩定格在人與山的鏖戰上:

                  精壯的年輕漢子承擔了打眼放炮的重活,山頂上垂下一根根繩索……腰里綁著繩索,將他們掛在峭壁上……在懸崖峭壁上晃來晃去,十分危險。

                  在這里,青山既是人生存環境的寫實,又是山里人精神品格和性格的象征。面對大山,人“咬著牙關,但不管再苦再累,那怕磨掉幾層皮,都要支撐著把路修通啊!”而面對人,大山終于低頭,“再硬的巖石硬不過村民”,河水終于讓路,“天塹變通途。”作家特別寫到,安康市交通局長在省人代會發言時談到竹山村修路人的故事時,幾度落淚。讀來余音繞耳,經濟不絕。由此不難看出,好的報告文學作品“全在情景交煉,得言外意。”({宋}張炎語)

                  二是靠細節真實感人。有專家認為,細節是指人物、景物、事件等表現對象的富有特征的細枝末節,它是文學作品情結的基本構成單位。有著豐富小說創作經驗的高鴻,對此不僅熟稔,而且在實踐上達到了一種自覺。例如在第四章中敘述駐村干部與群眾的血肉聯系時,作家是通過一些細微之處款款從筆底流淌出來的。扶貧干部張小紅去給貧困戶送錢,“讓70多歲的賀愛心和老伴非常開心,從灶頭取下一塊臘肉,要招待這位‘稀客’。張小紅得知老賀的妻子也姓張,說:‘你的老伴也姓張,我就認個姑嘛,當侄女的孝敬姑姑,總是理所當然的吧?’見推辭不掉,老賀這才把錢收下。”一塊臘肉,在紫陽山區是再平常不過的食品,然而對于貧困戶賀愛心來說,也許是他唯一拿得出的‘奢侈品’,如今慷慨地拿出來給駐村干部吃,不僅外化出山里人的誠實質樸,更表現出在情感上對扶貧干部的親近,這是第一層;其二,“臘肉”是一塊媒介,它引發的情感發酵是張小紅把賀愛心老伴認了“姑姑”,從而進入“人民兒女”的角色。其三,當賀愛心夫婦渠成水到地接受了扶貧款時,張小紅“突然覺得有一種成就感,就像自己的親人實現了某種久違的愿望,內心深處一陣顫動。”至此,無論是主體還是客體嗎,境界都獲得了升華。不難看出,生動而又真實的細節在作品漓漓如貫珠,推動情結“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的寰轉發展。

                  又如在第五章“浪子回頭”一節中,當四十歲了,還是光棍的羅田府在第一書記詹世弟的幫助下找到一份工作,第一個月拿到3000元后,“給自己買了一身體面的衣服,發現別人看自己的眼神也不一樣了,從此像換了個人似的,不再那么固執了。”這細微的變化攜帶了太多的信息:它是羅田府第一次認識到活人的自尊的重要節點,它也是輿情價值目光轉換的節點。因為這個節點,作為社會關系總和的載體人獲得了“在世之世”的生命詩意;因為這個節點,社會主義制度自信在全興村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生機勃勃的現實。因為這節點,人對于世界的觀點發生了質的飛躍。正如俄羅斯作家阿·托爾斯泰的一句名言:“如果把我的作品比作編織好的生活的網,那么,細節就是網中結點。”

                  三是靠地域語境近人。在某種意義上,語言的地域性是一個文學地理學概念。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文化,地處秦巴山區的紫陽縣,戰國時屬于楚國漢中郡,秦滅巴楚后,歸于秦。這種融合的文化生態造就了紫陽兼有楚文學浪漫和秦文學雄勁的語言特征,形成了以“山歌”為代表的地方民俗風情。這自然引起了在語言瀚海中泛舟的高鴻的熱切關注。因此,以“山歌”開篇,以“山歌”穿綴情結,以“山歌”豐富人物性格,構成《時代答卷》一道引人注目的風景。例如第六章《山歌書記》,作者在“九月采茶是重陽,菊花造酒滿缸香。太白喝罷菊花酒,下筆做詩幾十張……”的開篇詞中推出山歌書記蒿坪鎮雙勝村駐村第一書記楊遠忠。接著,筆酣墨飽地描寫了楊遠忠“以歌會友”的熱烈場面,尤其精彩的是在一次群眾集會時,隨口唱了一首《郎在對面唱山歌》,一下子拉近了與群眾的距離。他用傳統民俗文化凝聚人心,用傳統民俗文化弘揚時代精神。有一節描寫楊遠忠與村民對歌的場面,歌手互答,氣氛熱烈。一首《人人都說茶山好》》不僅讓雙勝村成為遠近聞名的“山歌村”,更使得紫陽富硒茶伴著歌聲飛到山外,飛進市場。讀來如聞其聲,如臨其境。

                  伴隨著全媒體的到來,人們對于報告文學作為非虛構體裁對于前沿信息的敏銳回應,對于事實真相孜孜不懈的追尋,對于客觀物象寫實性的展示越來越關注。這不僅因為“在小說里,人生是反映在人物意識里”,“在報告文學里,人生卻反映在報告者的意識上”,還因為作家們在敘事中的自我介入,完全是積極主動的,不是消極被動的;是微觀化的,不是宏觀性的;是現場直擊式的,不是經驗轉述式的。高鴻就是以這樣“敘事者”的身份其親近秦巴山區的。因此,我相信,這個文本的每一個章節甚至每一個字,都印著他堅實的足痕,都深深地烙下時代的印章,它的時代價值和文化價值必將隨著歲月的前行而越開越展示出來。

                  (本文作者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咸陽師范學院兼職教授、陜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客座教授、咸陽市作家協會原主席)

                  2021年6月于咸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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