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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弋舟評《長安》:小說藝術中國化的一次成功實踐

                文章來源:弋舟發表時間:2022-03-03

                  1918年,以魯迅的《狂人日記》為標記,“現代小說”這一強勢文體正式邁開了她的中國征程。一百多年來,與中國邁向現代性的步履同頻,中國現代小說同樣肇始于對世界的全面學習。一度,我也持有“現代小說在本質上便是一門西方藝術”的觀念,認可其在評價體系,審美范式,乃至意義闡釋等諸多方面,均深刻地打著西方觀念的印記。毋庸諱言,在這長達一個世紀的真誠學習中,中國文學獲益良多,人類優秀文化對于我們本土經驗的沖擊與改造,使得我們重新煥發出精神的輝光;同樣毋庸置疑的是,在這長達一個世紀的真誠學習(模仿)中,中國文學又日益感覺到了其與我們集體經驗與生命感受在某種程度上的違和。

                 

                  這種局面,隨著時間的遞進,隨著“中國經驗”的不斷覺醒與不斷強勁,愈發構成了我們今天認知與欣賞中國文學時的價值分裂。這種價值分裂,業已成為我們今天評價中國文學時的困局之一。當代以來,《平凡的世界》大約是最為顯著的一個例證。迄今,對于這部長篇小說的評價,依然遍布著分歧。一方面,部分“專家”對其抱有毫不掩飾的保留意見,另一方面,廣泛的群眾閱讀基礎,又無可辯駁地賦予了其經典的冠冕。類似的例證還有許多,譬如對于“十七年文學”的再評價,對于“傷痕文學”“尋根文學”乃至“先鋒文學”的再認識,都無不與這種分裂有著或深或淺的關聯,這里面,除了意識形態意義上的國家意志的參與,最為關鍵的也許還是在于:相較于我們這個如此古老與悠久的文明,“現代小說”這門我們“拿來”的藝術,終究需要完成她的“中國化”融匯,以期更為準確地回應中國人自己的現實,契合中國人自己內在的審美特質。

                  這個判斷,想來如今已有不少相近的觀點,但觀點的形成與佐證,尤為需要具體實踐的印證與激發。回到文學創作的現場,就是說:我們需要有具體的作品來達成認知的共鳴。長篇小說《長安》,恰是一部這樣我們所需要的作品。

                  歸納起來,論者均敏銳地看出了這部作品的獨特性——軍工題材、共和國歷程、國家意志等等;當然,還有其成功的人物塑造、扣人心弦的故事情節等文學性的指標。而在我看來,這部作品的重要性,恰是回應了我自己對于“小說藝術中國化”這一命題的思考。

                  理論依賴理性,而文學的理論,還有賴于感性的參與。這部小說,凡50萬字,我通讀了兩遍。于我而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對于我這樣的“專業閱讀者”,于今居然能夠如此耐心地閱讀一部長篇小說,實在是一件令自己都要略感驚訝的事。那么,是什么驅使了我的閱讀?當然,這是一個“工作”,對于重要作品,我需要去閱讀;并且,此番閱讀也的確是帶著“問題”的,我意圖在作品中讀出文學創作現場闕如的某些因素;但最為根本的則是——我是被作品本身所吸引著的,是那種我們稱之為“快感”的閱讀感受,成為了我閱讀的動力。這種感受,更多的,大約是受著感性的支配,而這種“感性”,在我而言,亦可置換為“文學性”。就是說,當我面對一部長篇小說時,鮮有地重返了一個樸素的閱讀者最為直接與最為根本的閱讀需要之中。

                  對我來說,這堪稱一次矯正。當我將這次閱讀體驗里的“感性”與“文學性”掛起鉤來時,我知道,我已經面臨著某種文學觀念的辯難。何為“文學性”?要知道,《平凡的世界》如今依然還要經受著這個問題的捶打。那個似乎已根植在我們的教科書里,根植在我們的審美準則中、鐵律一般的“文學性”,長期以來左右著我們的基本判斷,以此,我們可以枉顧一部作品的廣泛流傳,甚至枉顧自己在閱讀時的“感性”反應——不,這部作品一點也不像海明威寫的;噢,這部作品有點肖洛霍夫的影子。顯然,無論是海明威還是肖洛霍夫,我們所倚重的,實則都是某種“他者”的標準。我絕非是要否定“他者”對于我們的意義,我想要說的是:如今,困擾著我的,也許是“我”在哪里。

                  這次,我在《長安》中看到了“我”。這個“我”,當然首先關乎我自己的一己經驗。作品中所描摹的那座軍工大廠,直接與我的生命經驗吻合,它在現實世界,就坐落在我童年的生活環境中,由此,我才能讀出阿瑩是以何其準確的筆墨、何其標準的“現實主義”筆法,為我們還原了一個物理的世界;其次,這個“我”也關乎“我們”共同的經驗,這個“我們”,對應著的,是共和國的人民記憶。在這個意義上,《長安》是一部共和國完成自身工業化的歷史,而這段歷史的波瀾壯闊與風起云涌,放在整個民族的歷史進程中來看,都有著非凡的書寫價值;再次,也是一部文學作品最為至要的,這個“我”,神奇地對應了一個中國讀者內在的審美密碼。閱讀《長安》,我閱讀出了《水滸傳》這般的“中國式”筆法。如果說,小說中對于人物的塑造,遵循了“現代小說”的一些規律,毋寧說,它更多的是以一種“繡像式”的中國筆法在描摹著諸多的人物。忽大年,忽小月,黑妞兒,黃老虎,連福……,這一系列人物的成功塑造,幾無西方作品的范式,他們更像是傳統文學中依賴繪畫手段“頁子”造像一般的人物:不做過度的人為評價,少有冗長的心理分析,每個人都是行動著的,并且由行動本身表達著自己,以此構成了唯有“故事性”才有的吸引力,并且,在行動的故事中,天然而然地具備了人的個性的美。

                  及此,我想到了創刊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的《繡像小說》。這本李伯元主編的中國近代小說期刊,宗旨明確:發揮小說的“化民”功能,便于群眾閱讀理解,努力使小說通俗化,在所載小說每回正文之前,增以繡像,配合小說故事內容。其所刊小說內容廣泛地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的黑暗和腐朽現象。意在使人民群眾脫離愚昧走向清醒的境地,了解并憎惡現實,利于改革現狀,自求生存。

                  “便于群眾閱讀理解”,“使小說通俗化”,這些指標,是不是與我們所秉持的某種小說觀念相左?當一百多年前的李伯元立志如此“化民”之時,是否也要經受那個“文學性”的捶打?而對于《長安》的閱讀,卻令我不能不重新反思某些即有的立場。當我們因了“文學性”之名,多多少少拒絕“群眾閱讀理解”與“小說通俗化”的時候,是否已經暗自將自己放在了“化民”之“民”的外面?這個“民”,難道不是“我”、不是“中國人”嗎?

                  凡此重大命題,距今整整八十周年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早有充分地論述。歷史經驗不是簡單地重復,于今,中國人所面對的世界,也早非光緒二十九年,但“中國性”這樣的命題,從來都不應該脫離我們的視野。“便于群眾閱讀理解”,“使小說通俗化”,這樣的問題,《長安》都給出了富有啟迪的答案。閱讀這部作品,你絕不會有理解上的困難,如果閱讀的快感即是“通俗化”的表征,那么,“通俗化”就不應當被粗暴地否定。這部長篇小說正是以這樣一種有別于“現代小說”念茲在茲的那種“文學性”,實現了某種中國化了的文學性。

                  長久以來,我們的文學被賦予了“載道”的重任,但實踐起來,卻總是感到時時的捉襟見肘,那么,是不是我們所秉持的某種“文法”,與我們自己的所欲之“道”,有著某種天然難以匹配的方向?解決我們的這一文學困局,也許能夠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驗中獲得啟迪。中國式的、繡像的、便于理解的《長安》,給出了一個成功的方案:原來,歷史變局的難以敘寫,宏大的時代主題,復雜的人性想象,是可以這般符合中國人內在文化觀與審美習慣地來表達,而且,在充分表達了“人”的同時,也能夠充分地表達出時代的主體意志,在“通俗化”的表現形式中,也能夠高揚出壯烈的犧牲精神與理想主義的道德訴求。

                  長安,本就是一個充滿了“中國性”的文化符號,以“長安”之名,這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小說,給出了一個能夠令我們在今天辨析自己、考量何為“中國文學”的豐沛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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